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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乃至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改革思想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理论闯将。他站上宣传和理论前沿奋力吹响的农村改革号角,在思想理论领域振聋发聩,推动了农村体制改革者的实践,激发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撰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是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扛鼎之作。
 
  他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研究,著有《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许多著作。进入21世纪,他继续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主张深化农村改革。他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文章《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记 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的艰难历程》,对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作了凝练评述。
 
  吴象的人生跨度长达百年,著作宏富,他是中国农民百年命运变化的见证者、记录者。
 
  (接上篇
 
  “文革”初来到北京工作期间,吴象认识万里,打过交道。为调往安徽,他到北京见了万里,还见了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当过编辑、此时调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赵守一。吴象表示愿意到安徽工作。
 
  这次离晋赴皖很费了周折,由于万里、赵守一的坚持,还由于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过问了吴象的调动,向山西做了工作,吴象最终成行,于1979年夏调任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他一生工作和著述的转折点。
 
  7.在安徽支持和推动“大包干”农村改革
 
  “要吃米,找万里”。
 
  万里主持安徽工作,迅速制定出“省委六条”,支持农民掌握生产自主权,按劳分配,冲破原有农村体制的束缚。1978年秋天,安徽农村到处都出现思想解放的萌芽,以“大包干”为鲜明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崭露头角,农村改革在安徽率先起步。
 
  从山西来到安徽的吴象敏锐地感受到,皖南皖北拂动起农村改革第一股春风。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安徽各地不仅贯彻“省委六条”,还在困难的地方“借地度荒”,实际上就是还地给农民,让他们自主耕作。在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起了“包产到户”,燃起了亿万农民希望的火炬。
进入新世纪之初,吴象(左)看望老领导万里。
 
  吴象在安徽田野上看到的景象,和他昔年在昔阳的山中典型,形成了激烈碰撞。两相对比,吴象的思想产生锐变,认定农村改革必须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才能激发和持久保持生产积极性。要和过去亲手宣传过的典型分手,在他心里未必没有深深的痛楚。但是,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更是吴象初心所在,追求所在。他回到故乡安徽, 亦深深服膺于省委书记万里的改革意志,他也同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农村改革。遵照万里的指示,他为安徽省委起草了一系列推行农村改革的文件和调查报告。
 
  1979年秋天,安徽获得粮食丰收,证明农民的探索和创举取得成效。这时,大部分地方的人们,对“联产计酬”和“大包干”议论纷纷。
 
  吴象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和人民日报记者许仲英、安徽省农委干部刘家瑞合作采写《喜悦与希望》一文,发表在1979年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宣告安徽大旱之年,却取得了正常年景的好收成,淮北农村普遍增产。
 
  获得好收成的原因在于:
 
  (1978年)秋种时又规定了两条临时性措施,一是超过计划种的小麦不计征购;二是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在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
 
  其中“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这句话看似平常,实质上却是“包产到户”改革在中央党报上“挤出的一条缝”。中国农民,正是从这条缝隙中挤了出来,奔向了温饱宽裕的阳关大道。
  1979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吴象、许仲英、刘家瑞合写的文章《喜悦和希望》,是农村改革的先声。
 
  吴象在农村调查中发现,越是贫困之处,那里的农民越是强烈地要求改革分配制度,实行以“大包干”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吴象和许仲英合作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于1979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当下的安徽农村,到处“议论责任制,赞扬责任制的好处。”
 
  接下来列举典型事例,分析不同数据,阐明“生产责任制”怎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文章指出,安徽滁县地区今年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夏粮平均增幅60%;不联系产量的,一般只增长30%左右。两相比较,优劣分明。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局部),作者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吴象、本报记者许仲英”。
 
  文章说,目前安徽各地农村正在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约占1/3,今后将有更多的生产队采用这种方式。
 
  文章直白地指出:“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必须以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必然破坏农业生产力,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在不少地方,又特别喜欢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样做,才适应生产力当前的水平,才能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促进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
 
  这篇文章是吴象和人民日报老资格记者许仲英合作采写的,显示出中央机关报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省委领导先行一步的农村体制改革,文章以概括引用的方式指出:“省委领导同志多次讲,在一个县、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范围内,只要符合群众意愿,能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可以几种形式同时存在,各显神通,让群众在实践中比较。经过一段实践,再由群众鉴别、选择。”
 
  8:《独木桥和阳关道》振聋发聩
 
  1980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他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时刻萦怀于心,指示吴象再作调查,撰写文章加以推进。
  改革开放年代的1983年夏,吴象(前左1)跟随万里(中)在山西原平县视察
 
  1980年3月上旬,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合作,写出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但是新任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同意。
 
  《人民日报》负责人将文章接了过去,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吴象和人民日报记者张广友的名义,改写了篇头,以五分之四整版篇幅在4 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提出“包产到户”的命题,并且详尽阐述,引起广泛关注。
  1980年4月9日《人民日报》2版刊登吴象、张广友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全面阐述“责任制”对农村改革的意义。
 
  这时,“包产到户”这个词还不能见报,改用了一个说法叫做“任务到田,责任到人”,但关键之处的“联系产量按劳分配”说出来了,实质内容就是“包产到户”。
 
  这篇文章发表后,4月23日至26日,安徽省委召开南部 3 个地区的负责人会议,省委主要领导当面批评了吴象和张广友的文章。这使吴象的处境十分困难。
 
  在万里的支持下,吴象于当年5月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作为万里的助手,参与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讲话。
 
  当此农村改革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解放。
 
  根据万里的提议,1980年9?月14日至22日,胡耀邦召集省区市第一书记举行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在专题座谈“包产到户”时争论很大,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一方认为“包产到户”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激发生产积极性增产增收。当前要与民休息,让农民吃饱饭。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必须坚持“学大寨”。这就是“独木桥”和“阳关道”之争。
 
  争论虽然强烈,但多数人保持沉默,以至于会议很难开下去。
 
  在胡耀邦、万里、杜润生等人努力下,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是9月27日中央印发的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即75号文件),肯定了11届3中全会以来各地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出集体经济是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又指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上的“可以”和“也可以”,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放开了生路。
 
  吴象了解会议进程,会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写出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写这篇文章,并非来自领导人的直接授命,而是在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推动下写出来的。落笔之时,流淌在稿纸上的是亿万农民的心愿。至于个人风险,作者已弃置身后。
 
  这篇文章以整版篇幅刊登在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加上了“编者按”:“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在干部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中央已经从政策上作出了规定。
 
  本文针对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些议论,就包产到户这一形式的由来、利弊、性质、前景等问题,结合实际作了一些阐述和探讨,可供参考。有不同意见,希望展开讨论。”
 
  很明显,对吴象的观点,人民日报编辑部认同并且支持。
  1980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吴象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产生很大影响,是吴象最重要的文章。
 
  吴象的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对话为引子,全篇分为“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4个章节,阐述“包产到户”的必要和必然性。
 
  文章概述过去30年多年间中国农村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指出在这段时期内,农村经济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水平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农民贫困。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搞“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经济的及时挽救和促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断完善它,中国农村能够走上繁荣发展的阳关大道。
 
  作者全面阐述“包产到户”对农村生产的积极意义,数据扎实,以理服人。文章指出:“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为独木桥,那可以说居住在深山沟中,不走独木桥就无法行动,无法前进,就无法到平坦宽阔的阳关大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走独木桥正是为了走阳关道。”
 
  文章结尾指出:“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因此,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要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踏上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
 
  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作者在短短时期内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支持作者,也有一部分强烈反对。这样的不同认识甚至延续到今天。
 
  实践证明,吴象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分配制度改革,与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入80年代后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农村,生产面貌幡然大变,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农民生活明显改善。也在这一年,《阳关道与独木桥》获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成为吴象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
 
  9. 坚定地支持农村体制改革
 
  1981年,吴象和李千峰、张广友合作,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3篇报道农村改革的文章《历史性的转折》(1981年1月22日)、《巨大的吸引力》(1981年1月23日)、《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198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读了这3篇文章,给予肯定,建议由新华社发通稿。他还希望文章的作者到作协、文联去做报告,鼓励作家感受并写出反映时代巨大变化的作品。
1985年春,吴象(左1)跟随万里(中)在山东沂蒙山区农民家中
 
  20世纪80年代是吴象撰写中国农村问题述评最活跃,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他影响最大的文稿、包括《阳关道与独木桥》,都在《人民日报》发表。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有版面“寸行寸金”之说,比喻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不易。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吴象的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往往以整版、大半版篇幅刊登,是非常难得的。
 
  吴象与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他本人即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创办时的记者。进入80年代,致力于农村改革的吴象得到先后两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和姚力文的大力支持。
 
  李克林早在1946年5月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时,就和吴象工作在一起。两年后,原《冀鲁豫日报》记者姚力文调入人民日报,与吴象相识,很快熟悉起来。
 
  “文革”终结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和吴象是1938年的抗大同学,在“文革”结束前学大寨、报道大寨的日子里走在一起。大劫难结束后,他们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着一致的认识。
 
  姚力文同样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安徽农村问题的由来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他在1959-1963年担任刘少奇秘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受刘少奇委托,专门到安徽省代表团参加讨论,汇总意见直接向刘少奇汇报。
 
  “文革”中,姚力文受到很大冲击,劫难之后回到人民日报任农村部副主任,后接续李克林担任主任。他在1978年2月3日,即在《人民日报》1版发表与田文喜合作的报道《一个省委文件的诞生》,非常肯定地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这是中央报刊上第一篇关于安徽农村改革的报道。
 
  吴象和李克林、姚力文在农村改革的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相互配合推进工作。他们商讨文稿题目,确定思路,一起修改和完善稿件,《人民日报》为吴象的文章提供了重要的版面支持。新华社著名记者张广友(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同样支持了吴象,有出色的合作。
20世纪80年初,吴象(右3)和张广友(右1)在安徽农村采访调研
 
  从1980年起,吴象连续5年参加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一系列文件阐述了中共中央确立的农村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
 
  80年代以后,吴象发表了百余篇有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相关改革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吴象是国家农业事务领导者万里、杜润生的重要助手。
 
  吴象1982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7年改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此后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吴象参加创建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任会长至1989年,后改任顾问,于1995年夏离休。
  上世纪90年代,吴象(左3)和于光远(左1),朱厚泽(右2)在四川了解农民种植弥猴桃情况。
 
  进入21世纪,吴象继续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他撰写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记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艰难历程》刊载于2003年第10期《中国改革》,在次年2004年获得首届“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奖”。
 
  吴象的著作结集出版数十种,以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理论探索,有《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1984)、《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1988)、《中国农村改革》(1986)、《从昔阳到凤阳》(1991)、《农村问题漫谈》(1999)、《中国农村改革实录》(2001)、《重温人民公社》(2007)等,还有人物记述文集《大写的人》。
  2019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吴象著作《中国农村发展改革历程》,是作者1979-2009的文章选集。
 
  同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出版了吴象著作《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是2001年《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一书的修订增补本。这两部书是吴象的理论代表作。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职责。今天的吴象,将目光注视坚持改革开放的时代新人。
 
  (完)
 
  本文所据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在2005-2006年,和2012-2013年间对吴象的访问。本文作者另行撰写的吴象传记,刊登于202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没有止境,理论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发展、探索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后之来者不懈的努力,去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2020年9月)
 
文章原载于“钱江说当代史 ”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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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平

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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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者。主要研究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史,专注于胡耀邦研究。主要著作:《胡耀邦思想年谱》、《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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