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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早期经济改革的一些文献，发现胡耀邦与很多经济学家互动的细节，这种互动既反映了当时党内高层与知识分子良好的关系，也是揭开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决策线索的重要钥匙。这些宏大改革叙事之外的的细微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清晰了解一些重要改革的决策过程，以及经济改革思想发展过程，亦有助校正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改革史认识误区。

如果说谁是党内最资深的经济学家，那么非薛暮桥莫属。薛暮桥生于1904年，“文革”前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国家统计局局长等重要职务，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缔造者之一。“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薛暮桥开始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系统反思，1975年被“解放”后，着手准备撰写一部这方面的著作，但是鉴于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这个设想一直被搁浅。 

1977年春，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事务，薛暮桥感觉时机已到，于是向胡耀邦寻求支持。胡耀邦爽快地答应，在中央党校专门腾出几间房子供薛暮桥和他的助手使用，并且安排薛暮桥到党校校领导专用餐厅用餐。在郊外远离政治是非的中央党校校园，薛暮桥能够安心创造，大约在1978年初就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 

这本书提出了一下观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遵循一般客观规律，我国30年来经济建设犯了很多错误，比如生产资料所有制急于过渡，违背按劳分配，违背商品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一年销售量即达300万册，到1983年印刷数量近1000多万册，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著作，一时间成为风靡全国的经济改革启蒙读物。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胡耀邦在背后给予该书的支持。

薛暮桥在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时候，他到安徽、江苏等地做调研，开始注意到如何安排城镇就业的问题。当时全国有至少2000万城镇待业青年，单纯依靠过去劳动局安排就业的方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薛暮桥于是提出提出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一方面支持城镇现有企业扩大招工，另一方面要破除对公有制的执念，鼓励返城青年经营个体生意，自主创业。薛暮桥生动地说，过去我们在堵资本主义的后路，其实堵上了老百姓的生路。

这个设想与胡耀邦的想法不谋而合，胡耀邦在1979年6月13日、14日与工会宣传干部及新华社座谈中，亦指出：“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和全民所有制，这不行”，他还举例，宝钢这么大的项目才需要3万工人，而要解决两千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不可能纯粹依靠国企，要鼓励发展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发展，要鼓励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后来北京市政府在天安门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了营业点，胡耀邦还专门去考察。

对于薛暮桥的意见，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薛暮桥到中央党校给正在这里学习的各地高级干部讲课，并且让他把文章整理好发表在1979年7月5日的《理论动态》上（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充分肯定、采纳了薛暮桥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到1983年底全国工商业个体户达590万户，解决就业746万人，这实质是对全面公有制的根本性突破，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开端。

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薛暮桥担任副组长。这时候，薛暮桥开始着手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文件可以说是早期经济改革的“白皮书”，80年代的经济改革基本按照《意见》设计的路径发展而来的。薛暮桥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基本方向：即在所有制上，把单纯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形式；在管理体制上，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意见》说明中特别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1980年，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讨论了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项：农村土地改革、“两案”审理、“历史决议”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会上，胡耀邦专门邀请薛暮桥到大会发言。各地的第一书记们虽然围绕是否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争吵（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但是对薛暮桥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却都非常感兴趣，很多省份都纷纷索要这个方案，安排省委常委会学习，这是胡耀邦巧妙安排的一场改革吹风会。

然而，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决策层亦有很多反对意见，因此没有正式成为中央文件。进入1981年之后，对于商品经济的批评越来越多，当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薛暮桥被划为第四类，还被指责为具有“知识分子劣根性”，这时候他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不得不违心对自己过去的主张做检讨。但是1982年5月，胡耀邦在中南海主持经济座谈会，除了邀请计委、经委负责人宋平、袁宝华等人外，还特意邀请薛暮桥也前来，以示对他的支持。

如果说胡耀邦与薛暮桥的互动代表了高层领导人与知识界领袖之间的良好互动，那么胡耀邦与周叔莲之间的交往，则看出他对当时经济界普通知识分子观点的重视与鼓励。周叔莲生于1929年，“文革”结束后还只是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一名普通助理研究员。1977年初，他撰写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文，当时邓小平尚未复出，政治形势还颇为紧张，写完后投递到《光明日报》发表，《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觉得这个文章不尽成熟，发表尚有一定困难，但是立意很好，于是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利用这年五一假期，在家认真给做修改，密密麻麻斟酌雕刻一千多字，该文最终发表在1977 年 5 月 30 日的《光明日报》理论版头版头条上。之后，周叔莲写信给胡耀邦，胡耀邦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辫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时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事情”。“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这篇文章在1984年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对此，周叔莲强调：“其实，胡耀邦对这篇文章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这篇文章很难发表。”

受胡耀邦的鼓励，周叔莲开始研究经济改革中的更尖锐问题。1977年10月，他联合大学同学吴敬琏、汪海波，经过调查，又完成了《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的两万字长文。收入分配亦是经济改革核心问题，也是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文革”中，“按劳分配”、奖金制度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权利”。周叔莲等人的文章意在批评“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左”，主张恢复绩效工资和奖金制度。

1977年10月7日，周叔莲把这篇文章送给胡耀邦，18日，他收到胡耀邦的回信。胡耀邦写道：　　

“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请酌”。

并且胡耀邦对文章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一再强调要以理服人。比如，在第三部分，肯定奖励制处，胡耀邦批示道：“听说今年七月大庆劳动局长在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有篇发言，不赞成奖励制，理由也很多，并且很坚决。请你们注意研究。使你们的文章说服力更强。”胡耀邦还说：“调查报告说好处有些条，帽子很大，分析不够，使人感到说服力不强。” 

在文章进一步修改后，全文发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讨论收入改革，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到1978年，全国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涨工资。

1979年胡耀邦发起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发出了“到底是为谁生产”的疑问。周叔莲又与吴敬琏等人先后完成《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位置》（《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红旗》杂志1981年第14期），系统阐述了“不能为了重工业而重工业”，“发展经济应该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为最基本落脚点”的观点。后一篇文章发表后，因为胡耀邦对本文写作提出了主要观点框架，马洪特将把稿费分为四份，由胡耀邦、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共享，这温馨有趣的细节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和谐的关系。

以上列举的是胡耀邦与薛暮桥、周叔莲两位经济学家互动的细节。但是胡耀邦与经济学界的密切互动不仅于此，根据近年阅读的经济改革史资料，他不仅与经济学界宿望孙冶方、于光远、千家驹、林子力、林涧青、马洪、刘国光、冯兰瑞都有过甚密的往来，与高尚全、董辅礽、厉以宁等杰出中年新锐也有过直接互动。

在这里仍要赘述一下胡耀邦与孙冶方的关系。1983年初，孙冶方旧病复发住院治疗，胡耀邦特派人送来自己不舍得吃的热带水果来慰问他。孙冶方去世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学习彭加木、蒋筑英、孙冶方等人的献身精神，过去的中央号召学习的模范都是工农解放军或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孙冶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

通过梳理胡耀邦这些经济学家互动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得到以下心得感悟：

第一，早期改革时代知识分子与高层的良好互动关系，以及经济学专家在重要改革决策中的作用。80年代的改革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至于如何改，中央一贯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意见，过去我们熟知的“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都对经济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学家与领导人的文章往来也对决策层的意识转变发生了重要作用，这种决策层与知识界密切合作的决策机制，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当时鉴于一些核心领导人年事已高，不便直接管理经济，而多数领导人又对经济话题很陌生，因此，胡耀邦是经济学家与高层进行意见沟通的最重要桥梁之一，甚至在1980年以前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渠道，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动态》也一度是经济学界阐发新观点的最重要阵地，《理论动态》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经济学者，发表了很多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理论动态》不仅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也是最早系统探索经济改革的刊物。

第三，这种与经济学界密切的互动关系，也深刻影响了胡耀邦。得益于能够随时洞察经济理论界的动态，他对经济改革的思考要远远超前于其他多数领导人，比如1979年第一次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都发表了讲话，其他领导只是从大局角度谈发展经济和改革的重要性，而至于问题在哪、如何改革，并无细致论述，只有胡耀邦系统分析了计划体制的问题，企业管理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失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倒置，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录到《胡耀邦文选》，题目为《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央高层第一篇关于经济改革的系统宣言。

早期经济改革是我国改革史研究的最精彩话题，一定要立足充足的史料，做细节考证，才能梳理出接近真相的脉络。本文对胡耀邦与经济学界的互动的研究，算是一次尝试。在写作过程中，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作为历史当事人协助核实了很多细节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范世涛教授提供了很多启示和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