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吴象——吹响农村改革号角的人（上）-盛平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吴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乃至走向21世纪时，中国农村改革思想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理论闯将。他站上宣传和理论前沿奋力吹响的农村改革号角，在思想理论领域振聋发聩，推动了农村体制改革者的实践，激发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撰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是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扛鼎之作。

　　他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研究，著有《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许多著作。进入21世纪，他继续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主张深化农村改革。他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文章《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记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的艰难历程》，对20世纪后20年中国农村改革作了凝练评述。

　　吴象的人生跨度长达百年，著作宏富，他是中国农民百年命运变化的见证者、记录者。

　　2019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象著作《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封面

　　1. 从黄山脚下奔向延安

　　吴象，原名吴大智，1922年1月16日出生在安徽省休宁县商山村一个富裕家庭。祖父吴子鼎在清朝晚期中秀才，长于诗画，后来当过太原、包头的盐务局长，晚年定居苏州。吴象的父亲吴梅士长期在上海一家银行任职。

　　家境宽裕使吴象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的苏州纯一中学，随即考入校址在南京的安徽中学读高中。陶行知曾任该校校长。吴象通过阅读鲁迅、艾思奇、郁达夫的作品，逐步接受进步思想。

　　读了一年高中，卢沟桥就响起了日军全面侵华的炮声。吴象正在上海度暑假，亲眼目睹日军进攻上海的“8·13”战事。

　　吴象的家在上海“租界”，离开苏州河不远，他隔河看到了战斗场面。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时，纸屑残片满天飞舞落在租界里，使吴象真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

　　几天后，祖父来信说，因为战事，吴象就读的安徽中学已经迁往皖南，在黄山脚下的屯溪继续办学，要吴象去那里继续上学。

　　听从祖父安排，吴象到屯溪又念一个学期。这时，侵华日军逐渐逼近皖南宣城，离开屯溪不远了。距离学校不远的公路上，撤退的国民党军川流不绝。

　　虽然日军前锋在宣城被国军挡住，但是吴象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有一天，他看到校门外张贴的广告，说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浙皖赣干训班招生，决心投笔从戎。

　　此时祖父阻拦，吴象还是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由此来到了干训班所在地江西景德镇。

　　干训班条件很差，教官讲课也不能吸引学生，但有一个名叫陈钧教官讲课十分叫座。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一开始干训班还拿他来炫耀，后来发现他有了影响，就暗中排挤。

　　吴象喜欢这位陈钧教官，得知他将要离开干训班去武汉，就要求跟他同去。陈教官谢绝了吴象，但向他介绍同乡孔百川（中共地下党员）彼此相识。

　　陈钧走后，吴象也决心离开干训班。不久，他和钟琪、张鸿书、陈历艰4人，拿着孔百川从新四军联络处开出的介绍信，一路艰辛于1938年9月来到陕北洛川，进入抗大六大队学习。

　　这年，吴象16岁。

　　2. 在延安和太行的抗战岁月

　　1938年底，抗大五、六大队和陕北公学部学员数千人，组成抗大一分校，由何长工带领，挺进山西敌后办学。1939年4月，吴象随队来到山西后入党。

　　抗大一分校出版油印校刊，吴象投稿发表了第一首诗。当年7月，从抗大结业的吴象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他到战斗连队当文化教员。

　　上世纪60年代初，吴象（右1）与抗大同班同学文迅（中），程远高（左1）在广州合影。

　　两个月后，他所在连队袭击日军在屯留的据点常村，缴获甚多。这是吴象第一次参加战斗，战后写了一篇通讯《夜袭常村》，发表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这篇文章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不久，他调到385旅政治部宣传科，在科长唐平铸领导下工作了两年。“文革”中，唐平铸曾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

　　1942年，抗大一部分成员成立第三大队，又名“陆军中学”，主要培训战斗部队中有一定文化的宣传员、文书、警卫员。吴象先是调去编写教材，后来当文化教员。

　　1944年，吴象随“陆军中学”返回延安，继续任教。

　　吴象曾向笔者回忆这段经历说：本来，我们会更早回到延安。但是从山西返回延安的道路被日军封锁了，我们的队伍几次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就在山西农村停留、隐蔽，寻找机会。待我们终于找到机会突破了日军封锁来到延安，已经是1944年春天了，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高潮已经过去，没有“抢救”到我。否则，以我参加革命前曾在安徽屯溪参加国民党干训班的经历，肯定是跑不了要被“抢救”一番的。

　　其实，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吴象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在1942年的日军大扫荡中，吴象患重感冒无法行军，和一位怀孕临产的女性一起，被安置在沙河县大山的一个山洞里隐藏，由一位小通信员照料。七八天后，粮食吃光了，小通信员带着那位女性走出山洞找粮食，恰遇敌人搜山，再也没有回来。是一位老大娘接济吴象一点菜汤、酸枣面，才使他免于饿死。最后，几名被打散的八路军战士路过山洞发现了吴象，把他带回部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大第三大队奉命去东北，吴象身在其中。队伍快走到张家口，突然奉命转而向南，于11月间进入太行区，这时获悉，学校不办了，所有人员到扩大的部队中去。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统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军，吴象编入军区部队。新华社太行分社也成立了，负责人安岗听说吴象能写文章，将他和方德、杜展潮、荣一农等人一同调入麾下。

　　吴象的新闻生涯就此开始。

　　3.投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办

　　进入1946年，新华总分社跟随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来到刚刚解放的城市邯郸。到春天，要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了，吴象在安岗处领受任务，和邯郸市领导接洽找房子。

　　邯郸市长王悦尘是从冀南行政公署派来的，治理城市很有一套。吴象找到王市长要求谈话。

　　一开始，王市长对年轻的吴象还有些信任不足，随着谈话深入，他确信吴象要办的事情确实重大，马上找来几个重要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谈。

　　吴象告知诸位市领导，要创办的对开大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是指导全局工作的，还肩负统战工作，将来会有外国记者来，也会有民主人士前来，所以办公的房子要像个样子。

　　王悦尘市长表示完全赞同，说解放区应该有自己像模像样的报纸。他当场拍板，要办事人员认真落实。

　　当时偌大的邯郸市总共没有几座比较现代的房子，火磨街德式建筑邮电局小楼称得上全市最好的房子，就决定用作报馆。

　　1946年5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火磨街的这幢房子里创刊。这座房子，是当时邯郸最现代化的建筑，是吴象与邯郸市长王悦尘接洽确定下来的。今已不存。

　　邯郸市领导马上带着吴象到现场看房子，发现果然相当理想。他们看到有一处楼板缺损，负责的干部立即答应修补。他们还应吴象的要求，找来几个沙发，有成套的，也有单个的，大体上都可以用。

　　这座房子有电灯电话，木质地板配上沙发，即便在当时全国的大城市里，都称得上是硬件上乘的报馆。

　　吴象找房子的任务完成得好，得到安岗的表扬，又交给吴象新的任务，要他到冀南银行贷款。吴象同样顺利完成了任务，从银行贷来一笔款，交给了从太行山下来进入邯郸的报社经理王友唐。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级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

　　4．参加土改，首次调查农村土地制度

　　在新创刊的《人民日报》，吴象是一名活跃记者。1946年夏，吴象成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人民日报》派驻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

　　10月，敌方谣传“刘伯承阵亡”，吴象和方德奉命找到刘伯承司令员撰写报道以正视听。邓小平政委走来，当场口授文稿，吴象记录整理，当即写出《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一笑置之》的消息，刊登于1946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

　　在解放战争的1946至1948年中，吴象先后采写了《记119旅的最后的溃灭》、《西台集六勇士》等16篇战地通讯，还有系列人物特写，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太行新华日报》等报刊。

　　1947年夏天，吴象从前线返回河北涉县，参加临时新华总社的工作。

　　1948年2月，他作为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队员，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土改纠偏”。工作队中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年轻夫妇柯鲁克和伊莎白，他们为研究中国革命不远万里而来，深入革命根据地作农村调查。吴象与这对英国夫妇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很多交流，学习到很多。这对夫妇从此留在中国工作，写出了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十里店》，是宝贵的历史记录，吴象和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

　　1947年底，从英国来到了河内武安十里店的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他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细致严谨，分析准确，深深影响了吴象。此后他们的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和吴象保持了终生友谊。

　　完成了十里店的“土改纠偏”，吴象又和李原、杜展潮、罗林等，编入王中青领导的土改工作队，在百官村参加土改。然后他们赶往河北平山，参加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

　　参加土改工作队，吴象首次调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分配问题。过去，吴象注重的是军事采访，从这时起，农村和农民问题，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编辑和写作中。到后来，则是他研究和著述的主要内容。

　　1948年春，吴象（左2戴军帽）参加人民日报土地改革工作队，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搞“土改纠偏”时和农民交谈。柯鲁克摄

　　1948年6月15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创刊，吴象由此成为华北《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记者。9月，他作为“华北记者团”成员到西柏坡学习，听取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系列报告。记者团成员共2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多个省（区）党报的总编辑。

　　1948年10月，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人民日报抽调人员组成创办《山西日报》工作班子奔赴前线，吴象被选中奔赴太原前线。

　　5. 在山西日报的岁月

　　太原战役提前发起后，为配合平津战役全局转为围而不攻，直到1949年4月发起总攻，前后历时半年。

　　总攻前夜，尚未进城的《山西日报》组成编辑部和通讯部两大部门，吴象任编委兼采访科长。采访科有20多人，来自《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多个解放区报社。

　　4月24日太原解放，《山西日报》在26日创刊。吴象于1950年3月任总编室主任，1953年任副总编辑，1961年任总编辑。

　　在太原前线，吴象结识了太原军管会的刘玉，她在太原解放后担任市教育厅干事。不久前吴象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王中青进城后担任太原教育厅长。这年晚些时候，他一手办成了吴象和刘玉的婚姻。

上世纪60年代初，吴象、刘玉夫妇在太原

　　刘玉，1932年11月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在抗日根据地长大、上学，当过儿童团长。中学毕业后在解放区创办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化班学习，此后的1947年12月至1948年10月在石家庄第一完小工作。1948年秋到山西前线参加太原军管会工作，进城后任太原市教育厅干事。当年与吴象成婚后到《太原日报》工作。后来就读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至离休。

　　吴象和刘玉白头偕老，有二子一女。吴象晚年写诗纪念彼此的婚姻：“皖冀相聚数千里，有缘结缡伴此生。”

　　《山西日报》十分活跃。前十年主持报社事务的是史纪言、毛联珏和吴象，进入60年代后主要是吴象和刘山等副总编辑，吴象起着承接前后的作用。

　　《山西日报》重视农村典型报道。20世纪50—60年代，重点宣传过平顺西沟，昔阳大寨，曲沃杨谈、河曲曲裕、平顺县川底等先进集体，以及李顺达、陈永贵、王德合、吴吉昌等劳动模范，他们中有许多人具有全国性影响，《山西日报》也因报道这些农业典型而引人关注，曾有“红旗报”美称。

　　上世纪60年代山西日报社编委合影。左3为总编辑吴象，左6为日后接替吴象任总编辑的刘山

　　吴象主持《山西日报》期间，经常到基层采访。1963年，农村经济有所恢复。这年深秋，他随华北局第一书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巡访晋东南等地，写了《从太行山到汾河湾》一文，以昂扬的笔调赞扬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做法，描述农村经济由此得到复苏，赞扬为此辛勤奉献的人们。全文分3天在《山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于1963年12月18日将此文合并在一个版上转载。

　　在此前后，吴象采写了《梨乡同川》、《敢叫日月换新天》等农村调查报告和人物通讯，先后集结出版《梨花时节》、《敢叫日月换新天》、《南柳党支部工作的好经验》等书。

　　20世纪60年代前5年，吴象身为《山西日报》总编辑，是一段高光时期，《山西日报》在宣传陈永贵、李顺达等农民典型方面很是引人注目。但是吴象本人后来认为，在对农村典型的认识上，自己其实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在宣扬农业典型的时候格调越来越高，弓弦越绷越紧，终于曲高弦断。

　　问题出在如何认识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按劳分配”制度上。

　　6. 从往返京晋到前往安徽

　　1966年5月，民族大劫难“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市委被改组，同时改组《北京日报》编委会。吴象被急调北京，参加接管《北京日报》，任副总编辑。

　　既然能够进京参加主持市委机关报，应该是得到器重的体现，但在吴象不然，一年之后，他被当做“走资派”揪回山西，关进“牛棚”，遭受了批斗、羞辱。

　　他在1970年8月得到“解放”，任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在这段时期，他多次到大寨采访、总结经验。

　　《山西日报》对大寨的报道很早就开始了，经验越总结越多，渐渐就离谱了。接触大寨“经验”之初，吴象为大寨人艰苦奋斗的干劲深深感动，发自内心地为之喝彩，希望中国农民都学大寨，改变山河。在他主持下，《山西日报》将宣传大寨推向极端重要的位置，作为晋报的最大特色。

　　文革岁月延续，围绕学大寨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纠纷，吴象处身其中，思考逐渐深入。他既为大寨农民治山治水的干劲所感动，也对那里限制自留地、停止集市贸易，不断“穷过渡”的“斗争哲学”渐生怀疑。特别是这个山中典型在农民分配制度上越来越偏离“按劳分配”原则、在“文革”中搞“大寨分”——评估分配，引起了吴象的警觉。山西农村长期的贫困现象，也促使他做更多的考察和探究，对照当年在武安十里店的农村土改调查，吴象的认识逐渐向历史深处走去。

　　“文革”后期，在山西范围内，对于怎样学习大寨？已经触发了许多争议乃至冲突，吴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股漩涡的冲击，一度被免去职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很快发现那里历经10年“文革”，思想僵化的问题突出，人事纠葛复杂，影响工作。省委主要负责人决定，找一批多年在外地工作原籍安徽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在考虑之列。

　　（上篇完，待续）

　　本文所据历史资料来源于作者在2005-2006年，和2012-2013年间对吴象的访问。本文作者撰写的吴象传记，刊登于202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

1983年夏，吴象（中）陪同万里在前往山西原平县视察的专列上

　　（文中的吴象照片除有署名外，均由吴象子女提供）

　　（2020年8月）

文章原载于“钱江说当代史” 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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