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道玉 

 

9月27日上午10时，接到北京陈浩武的电话，他告知昨天清晨3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不幸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8岁。随后,我接到了于光远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讣告：“于光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9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西门大告别厅举行。”鉴于我年事已高，不便前往凭吊，特向光远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副挽联以示吊唁。

 

沉痛悼念于光远先生逝世

一身正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作等身

两袖清风学贯中西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后生学生 刘道玉哀挽

 

同时，我请浩武教授亲赴光远先生的府上，转达我对于光远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向他的夫人孟苏女士转达我的亲切慰问，并帮我备置一个花圈献于他的灵堂。但是，我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下来，思绪把我带入与光远先生交往的岁月，特写这篇纪念文章，以进一步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我与光远先生相识与20世纪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他思想解放，一直走在最前面，对我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表示支持，希望我真正地做一位教育改革者。论辈分，我是光远先生的学生，对他崇敬有加。我特地聘请他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邀请他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作解放思想的报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他从报道得知，武汉有一个叫小津津的4岁智力超常的孩子，他建议把这个孩子招收到武大来，对他进行特殊的超常培养试验。我接受了光远先生的建议，我与光远先生共同对小津津进行了面试，果然他的数学、语文和英语都有超常的表现，有的达到了小学三四年级的程度。于是，我们把小津津招收到学校来，但并非外界所报道的是少年大学生。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小组，制定了培养的原则和“2-3-2-3”计划。我们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必须循序渐进，可以跳跃，但大的学习阶段不能缺失；二是必须回到儿童世界中去，接受智力开发的同时，一定要让孩子享受到儿童的乐趣 ；三是不能脱离集体，学会与同学和谐共处的能力。所谓的“2-3-2-3”计划，即用两年完成小学六年的学习任务；用三年完成初中和高中六年的学习任务，用两年完成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任务，再用三年完成硕士和博士的学业。这样，14岁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这既是超前的又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国外已有这样的先例。可是，小津津父亲反对我们的科学实验作法，他主张派教授到家中对孩子单独教授，而他动辄以拳打脚踢强迫儿子学习。我们认为他的要求不合理，其方法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因此，在双方僵持了一年多后，不得不被迫终止了对小津津的试验。

 

1988年2月10日，教育部突然将我免职，原因是反对我所进行的各项改革。春节过后，光远先生亲临寒舍探视，他对教育部的作法感到很愤怒，认为是对励志改革者的打击。他安抚我说：“地球大也无限，小也无限，何处没有英雄用武之地呢？”接着，他告诉我准备筹备全国科学文化论坛，它是一个集多学科的学者们的园地，目的是进一步开展思想启蒙宣传，以推动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他希望我积极参加这项活动，特别是在教育改革方面多发表意见。

 

光远先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起和创始人，我作为常务理事，参加了每次活动，光远先生是每次会必到，而每次会上他都有精彩的报告，使与会者受益匪浅。他倡导创办了《方法》杂志，首次提出了科学方法学、聪明学，致力于开发中国少年儿童的聪明才智。

 

1996年6月6日，在深圳召开了《面向21世纪的师范教育》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会后，于6月9日在深圳的优雅青春世界，举办了《于光远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教育思想研讨会》，我与他的学生50多人参加了。在会上，我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教育观”作了发言，这篇讲话后发布在6月19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国图书商报》也作了转载。

 

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于2005年9月出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于9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座谈会，在京校友和新闻界的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我第一个要去看望的就是倍受尊敬的光远先生，我的学生李为与丈夫沈洪、陈浩武和小儿子刘维东一同去拜访光远先生，那时他还住在史家胡同8号。我把自传亲自赠送给光远先生，真心的请他教正。这次见到光远先生时，他明显的衰老了许多，他的听力不济，坐在轮椅上谈话，我们合影作为纪念。

 

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访先生，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再看望他，但我无时不在关注他的情况，包括他的书著和健康情况。自从认识光远先生以后，每年都有的他的贺年信，是一份介绍一年工作情况的信，20多年从未间断过，实属难能可贵。我也以礼回赠贺卡，衷心祝他健康长寿！我本指望在光远先生期颐大寿时，再向他表示祝寿，不料他竟然以98岁而驾鹤西去。看来，百岁是一个关口，不少著名学者都没有闯过这道坎，如韩德培（99）、钱学森（98）、季羡林（98）、张培刚（98）、吴征镒（97）、何泽慧（97）、吴浩青（97）、梁漱溟（95）、赵朴初（93）、任继愈（93）、朱光亚（87）等。

 

我知道光远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是学物理学的，他是在革命的实践中成为一名知名的学者。1955年建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他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时年仅40岁，比胡绳（37)大3岁。他博学多才，除了经济学以外，他在哲学、政治学、管理学、自然辩证法、教育学、科学学、思维科学等领域里，都有重大的建树，所以在我心目中，他是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

 

光远先生，您太累了，现在终于可以永远的休息了！

 

安息吧！

 

本文写于2013年9月28日

 

本文原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革的黄金年华——我们眼中的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