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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象: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

文 | 吴象 
 
  我们不能就改革开放讨论改革开放,应该把时间延长、把范围扩大。因为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一个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过去,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中央指出“三农问题” 是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这个问题抓对了、做好了,中国就一定会兴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千年变局的开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人只讲它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看是不够的。应该说,温饱问题是中国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压在上上下下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头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千年变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开始。
 
  过去, 我们有一个教条: 每个人只能占有生活资料不能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可以主动地掌握生产资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成为了商品经济的一个细胞,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专业户、小商店、小私有企业、合伙企业,使半死不活的乡镇企业得以突破“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枷锁而蓬勃发展、“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向工业化进军中的一只劲旅,从而促进了中国私营企业死后重生,有了新的辉煌的发展——现在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没有私营经济,中国经济应该占世界第几,我不知道。而占世界第三这个成就是怎么来的,却更值得深思。
 
  农村改革初期,中央精神是先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意见,再到群众中去,不强迫搞多元化,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最主要是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比如集体搞得比较好的,群众愿意搞集体的,仍然允许存在。据我记忆,小岗式包产到户统一神州大地之时,差不多有2000左右个村子继续搞集体,比如华西、刘庄这些村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资金、土地、劳力这三个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农产业,像华西基本就成了一个总部设在农村的大企业集团了。
 
  我不主张对任何一个典型人为地拔高。比如之前的大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典型。小岗后来没什么发展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原来完全是一个农区,它的产业怎么能和江浙相比。很早,万里同志就警告过安徽干部,人家要包产到户一定比你发展得快。生产力水平不是一个制度变一下就能变过来的,需要慢慢地积累。
 
  不能孤立地看农村问题
 
  不能孤立地看农村问题,这是我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就虽然很大,但是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复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与经济改革的要求不配套。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讲话中提到,政治改革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深入,甚至还会失败。比如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倡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发挥他的民主权利。但是相关的实施细则,还是国务院各部委在具体落实,有些就对一号文件阳奉阴违。那个时候,老百姓给这些实施细则起了一个“外号”叫二号文件,说“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后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各个部门都要检查一下,过去发的哪些文件不符合一号文件的精神,都要修改。总之,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而是在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进行。所以受到很多干扰,有一些扭曲以致变形。
 
  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有统有分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当年在中央书记处审议时,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在场旁听。大家原来担心这句话可能被删掉,没料到在讨论中却异常顺利地通过了。后来,薄一波同志还加上了一句不让写进文件的话。他说,“它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个人理解,指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农民土地问题。可是,后来我们的改革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这个制度如何探索、完善,没有人管,引导它进一步发展起来。
 
  结果后来,特别90年代以后虽然掀起新的改革和发展的热潮,但是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结果就使我们的改革偏重于GDP,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扩大。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正在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我觉得,不要改变土地的性质,可以按照农民的意愿,以各种方式流动。流转的所有权应该给农民。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小农无论是和乡长、村长打交道,还是和资本打交道,都不占优势。所以国家还是要避免农民的土地轻易地被权力和资本合并走,都私有化以后存在这个危险。也有一种意见说,为什么过去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都实行股份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来的管理者所有即私有了。土地在合作化之前原本已归了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把所有权归还农民哪?土地私有化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把所有权交还给农民吗?我觉得两方面都该进一步研究。
 
  现在我们总的原则是多给少取放开。严格地说,应该树立或者斧正一个观念:不是多给的问题,是多还。安徽那个时候为什么改革比较坚定,敢于冒风险,与万里同志作为第一把手很有关系,就是他到农村特别是到山区农村一看,觉得农民那么困难,对不起农民。他是以这种心情去帮助农民打破枷锁,把他们放到自由广阔的天地去。现在给的名堂不少,更重要的是建立农民的保障制度。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为什么迄今为止, 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仍是“左”的思潮的影响,“左”的“形去神在”。我们受的教育老是“左”比“右”好,认为“左”是方法的问题,“右”是立场的问题。结果导致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都走到了反面。变成了一句顶一万句,变成了压制群众,概括起来就是假大空侵入各个领域,而假大空来自于自我膨胀。因此,“左”的错误很不容易纠正。人民公社早不在了,人也换了多少茬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左”的年代形成的体制仍然存在,仍起作用,更多的是变相存在,变相起作用。决不可忽视今天的“ 左” , 不仅有老祖宗的“ 条条”,还有各种新的“理论”,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而且有更直接的“权力”、“利益”因素。事实上,刚刚建立起的市场经济若干环节已被扭曲,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或变相的权钱交易已经泛滥成灾。
 
  我想与大家共同牢记邓小平告诫我们的几句重要的话: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现在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垄断。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大法宝”之首。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是指导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解放思想,就要倡导独立思考,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向前探索,敢于突破“框框”;解放思想,就要营造民主氛围,宽容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诘难,互相启发提高;解放思想,就要承认实践检验,是则是非则非,及时纠正缺失,力争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就要依靠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政策来自群众,体现群众利益。
 
  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怎么现代化?怎么城市化?所以,中国模式不可能是对任何既有模式单纯的模仿。一定是根据自己情况的分析,研究,然后创新。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吴江同志一篇文章说,“世人热议‘中国模式’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回答是要自我警惕、自我检查……千万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很赞成他的意见。我们的体制不是一日之寒,有的毛病在延安时代就出来了。今年是牛年,但不能有牛气,但是要有牛劲,实实在在埋头苦干。有犟劲,坚韧不拔,坚持到底。每个人都干自己能干的事情,继续埋头苦干,中国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0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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