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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象:饿肚子是推动改革的最初力量

作者:吴象,孟醒/采写
 
  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
 
  问:早在文革中,您就关注农村问题。那么文革结束后,您是如何参与到安徽的农村改革中去的?
 
  吴象:我这个人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一直忘不了农民。上世纪60 年代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曾为“大寨”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鼓与呼。
 
  大寨受到毛主席重视后,被人为地越拔越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典型,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典型。我说这里面存在问题,结果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
 
  文革结束了,我还被关在“牛棚”里。1977年6 月,万里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有人向他推荐了我。万里直接找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直接打电话给山西省委负责人,提出调吴象到安徽工作。山西那边说吴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胡耀邦说:先让人出来工作再说。就这样,我才有机会回到老家安徽,担任了省委副秘书长。
 
  问:人们都习惯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您对此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吴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我认为不完全准确。实际上,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开始的,但是扩大来扩大去,一直打不开局面,推不动。而广大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在自发地、悄悄地采取了改革行动。农民的自发行动,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创新。后来得到党中央方针上、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农村改革就迅速发展为不可抗拒的改革浪潮,推动城市以至全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突破。
 
   不能因“读者来信”打退堂鼓
 
  问: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但会议通过的文件,却仍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其中的缘由何在?
 
  吴象:1978 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决定》草案坚决批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违反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左”倾错误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严重地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此,《决定》草案针对性地提出了二十五项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
 
  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长期“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尤其还有“两个凡是”的束缚。文件在提出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同时,只讲了加强定额管理这样的细枝末节,而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丝毫不敢触动。反而针对性明确地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当时从上到下对“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还不清楚。关键是反映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框框,不仅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而且结结实实地捆住了许多人的手脚。最核心的是看不见农民的死活。可当时不少农村都自发地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赞之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另一些人则斥之为“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1979 年3 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不同意见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就是以上问题的真实反映。蹊跷的是,《人民日报》3 月15 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在“编者按”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后来得知这并非巧合,是编辑部奉命所为。当时十年动乱刚刚过去,“两个凡是”阴影犹存,广大干部心有余悸。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广大农村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寒流回潮了。
 
  对此现象,万里说得好:“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户家三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虽然短时间内,平息了一场风波,但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少损失。
 
  1979 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 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并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
 
  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农民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
 
  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改为“不要”,虽仅一字之差,但整体上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缝。不要小看了这条小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辩
 
  问:1980 年,展开了有关包产到户的全国性辩论,《人民日报》发表了您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很紧张?
 
  吴象:1980 年“包产到户”由暗到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尤其在领导干部中间,思想阻力很大,有人甚至将之提高到所谓“保持革命晚节”的地步。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1980 年春调京后也出现了反复,连续召开几个会批“包产到户”。这时候,尝到甜头的农民不干了。干部再这么说他就不听了,他说我要听中央文件的,你这个话不对啊,和中央文件不一致。干部若说这是命令,他也有话说,毛主席有了错误也要改啊。
 
  在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5 月31 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热情地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表达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
 
  8 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主管农村工作。万里去找胡耀邦,提出要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给农民出路。
 
  9 月14 日至22 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一开始,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表示了支持态度,多数表示沉默。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更是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池必卿则说,“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争论如此激烈,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当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会前精心准备了一个文件,并针对会议争论的问题作了解释说明。他讲话中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说服力较强。再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至少可在贫困地区实行,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 年75 号文件”。
 
  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模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11 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阐述“75 号文件”精神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的政法会议上,有人指责此文作者是“教唆犯”,提出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
 
  《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发表数天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寿终正寝。
 
  “不包到户稳不住”的呼吁
 
  问:那么,中央1981 年的“75 号文件”为何又变成了1982 年的“一号文件”?
 
  吴象:进入1981 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加以防范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这年初春,我以新华社特约记者的身份,与三位新华社记者一起,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的十一个县搞调研。结果发现,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变化越快。
 
  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遇“包产到户”即缴械投降。许多村庄因此一年巨变,两年翻身。这年的12 月间,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
 
  “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
 
  会议准备了很多材料,大家的发言也很踊跃。会议纪要翻来覆去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到了年底了,作为“75号文件”来不及在当年内发出了,等于是1981 年的文件已经发完了,只能作为1982 年的“一号文件”下发了。
 
  1982 年“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1981 年的“75 号文件”因为很偶然的机缘,变成了1982 年的 “一号文件”。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对此,耀邦同志特别高兴,连说“一号文件”这个名字也响亮,反响这么好,我看最好每年都来它一个。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自主权
 
  问:以您多年来参与农村工作的经验,您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最需要理清的思路是什么?出路在哪里?
 
  吴象:说起“一号文件”与农村改革,我觉得它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因为相去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时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国人太不接受教训了。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现在的改革时期,都是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农问题依然很严重,怎么解决?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考虑,不要眼光老盯着城市,要更多地考虑农村。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看就是歧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甚至农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这中间的问题太大了。当然,三农问题非一日之寒,也非“一日之暖”能够解决的。
 
  五个“一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很多具体的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今天搞新农村建设,不是政府给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一些地方是搞了新农村,可住进去的80%是干部和小老板,同农民没有多大关系。这就是虚假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危险。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连改革的目标都是若明若暗。但我们不回避争论,不同的意见在争论中找到共识,改革就会走得更好。当年那样困难的道路都已经走过来了,而且走得很好。今天,只要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就会争取到新农村建设更光明的前途。
 
文章原载于《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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