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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邢:吴象千古

文 | 丁邢 
 
  2021年5月18日11时57分,吴象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一)
 
  吴象是安徽休宁人,生于1922年1月。1933年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37年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1938年秋,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兼副秘书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他笔墨生涯逾七十年,有《阳关道与独木桥》《昔阳到凤阳》《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大写的人》等著作存世。他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却以自己的文字推动了改革进程。最精采的篇章,莫过于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协助万里,为包产到户破冰启航呐喊。当时,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大辩论,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力主坚持农业学大寨,一方认为包产到户增产增收的效果立竿见影,让农民吃饱饭更重要。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是阳关道,包产到户也不是独木桥,它不仅是农民填饱肚子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把生产经营权利归还农民的根本性变革,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突破。在历史转型的当口,吴象一方面独立运思,发表了影响世道人心和政策走向的多篇署名文章,如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方面倾力参与制定赋予改革合法性的政策规定,如1982到1986年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他做出独特历史贡献,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起步于安徽,急先锋是省委书记万里。吴象到万里麾下做文胆,风云际会,具有偶然性。但此前他已经意识到昔阳之路行不通,深受挨整的切肤之痛,所以甘冒风险,义无反顾,追随万里为民请命,让农民从饥寒中绝境求生,具有必然性。两年前,我参加吴象两部新书出版座谈会,亲耳聆听多位亲历农村改革高端决策的当事人,提起吴象的道德文章,无不表示由衷敬佩。
 
  哲人其萎,华章永在。
 
(二)
 
  我有幸和吴象先生相遇在49年前。
 
  当时我是一名普通知青,从北京来到山西沁县插队。进入下乡第三年,不免为人生的出路焦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北京31中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正月过后,我结束探亲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对我来说,真如同天上掉下来一个馅儿饼。
 
  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不在沁县,县委郭同德却推荐了我。我因喜欢动笔,此前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首豆腐块大的小诗,还有一些稿子存在郭同德处。郭同德介绍了我的情况,提交了我的文稿,最后竟被调研室选中。试用十个知青的计划最后落实了九名。我们以借调的方式进入机关实习,一年后,录用为国家干部。前几天,我认识了作家陈世旭,他是1964年初中毕业下乡的老知青,七十年代初知青点只剩下他一人,一个好心的老干部推荐他参加县里举办的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此间他在《江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数千言的报道,命运从此改变。说起提携他的人,至今充满感激。陈世旭的回忆引起我强烈共鸣。如果没有郭同德推荐,没有吴象和调研室其他同事秉公办事,量才用人,给我这个机会,我结束知青生涯不知还要费多少周折?
 
  吴象是我进入省委机关接触的第一个领导。当时他年近五旬,行政11级,在山西是数得着的高干。在我们报到之前,他亲自参与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他反对称官道衔,人们一律称呼他“老吴”。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同事们尊敬他,不是因他官大,而是因为他水平确实高,文章确实好。后来,山西省委调研室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机构在吴象治下,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是吴象识才爱才。他调来的干部普遍知识水平较高,不少是全省有名的笔杆子。1970年,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一概分配到基层,许多人才得不到施展。吴象和副主任张恩慈借批林批孔成立写作组的机会,把一些颇具学术天赋的大学毕业生收进调研室。后来,好几位成为国内学界名家,如学术史家刘梦溪、经济学家刘树成、历史学家阎守诚。
 
  二是吴象积极反左。我刚到调研室工作,就赶上周恩来提出批极左,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积极响应。吴象在调研室付诸政策研究,派员分赴工厂农村,写出多篇调研报告,提出纠左的政策建议。可惜不久毛泽东对王若水的信做出批示,使这一波纠左努力流产。
 
  三是内部气氛宽松。吴象从新华社系统得到内部消息,常在室内吹风。讨论政策问题,不分职位高低,平等争论。我当时年轻,刚进机关,对于政策研讨尚不入门。受到的薰陶,至今难忘。
 
  如果说,和吴象共事的开端是一段难得的幸运,共事的结束,则是一段伤感的记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吴象本来非常高兴。此前他多次流露对江青的反感。没想到,山西清查“四人帮”另立标准,以对陈永贵、谢振华的亲疏划线,确定清查目标,吴象竟然被打成了“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当时调研室的办公地点是省委西院十号楼,现在是晋商博物馆的一部分。这座四方形的二层小楼一角,成了关押吴象的场所。几个月不准吴象回家,家属送饭也不能见面。后来调研室被解散,吴象被发配到百里外的交城省直五七干校劳动,继续审查。直到1978年夏,才允许他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到北京以后,他就和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共事的《人民日报》老领导安岗、李庄联系,寻求解脱之道。同时得朋友帮助,住进同仁医院治病。
 
  这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1966年6月就认识万里。他调到《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万里当面拜托他,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万里到安徽主政时,文革中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正在考虑之列。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赵守一对吴象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吴象回到山西,果然被赵守一言中,扣着不让走。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只好找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口。
 
  吴象离开山西,有如蛟龙入海,书写了一生最灿烂的华章。
 
  吴象离休以后,我又和他又有若干交往。
 
  凤凰卫视曾开设口述历史栏目,马立诚邀我担任顾问。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请吴象回忆五个一号文件的产生。后来这个节目顺利开播,受到欢迎,也为吴象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李辅曾在调研室担任吴象的副手,后来经历十分坎坷。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完成了,取名《所思所忆七十年》。我们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李辅面请吴象作序。吴象当时重病在身,耗时数月,为李辅写成数千言的长序,让人感动。
 
  吴象的晚年的朋友圈主要是和《炎黄春秋》相关的同龄人。他和杜润生、于光远、李庄、朱厚泽等曾经共事,志趣相投;和李锐、何方、杜导正、李慎之等同气相求,共识颇多。他写了追忆胡耀邦、项南、杜润生的力作,还想写一篇回忆万里的长文,可惜疾病摧残了身体,力不从心,留下永远的遗憾。
 
  吴象晚年,也遇到了出版难题。他将部分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取名《好人一生不平安》,由邵燕祥作序。我曾尽自己所能,为这本书的付梓斡旋。出版后,他签名赠我留念。
 
  儿女将他的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大写的人》,送我一阅。我当时正在《炎黄春秋》参与编辑工作,看到吴象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很有分量,且是他生前定稿的最后篇章之一,于是编发出来。这成为我和吴象最后的文字因缘。
 
  吴象千古!
 
文章原载于“ 丁东小群”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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