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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600万地富分子摘帽始末 (之一)|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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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和为地富子女改订成份,是胡耀邦继为右派摘帽之后采取的一项调整社会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的重大举措。胡耀邦领导组织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领导组织错划右派改正工作,从高级干部一直到基层,估计得到平反的不下4千万人,一家以4人计,直接牵涉到1亿6千万人,这是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事情。而胡耀邦42年前的春节期间主持领导摘掉四类分子帽子、改订地富子女成份这样一件惠及1亿人口的重大历史事件,则了解的人甚少。1977年底,据统计:全国尚有地富分子469.2万人,反坏分子145万余人;1979年摘掉了600余万四类分子帽子,数千万地富子女改订本人成份;余下79260名未摘帽四类分子,到1984年35年国庆时,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因错划纠正。本文主要谈一谈这个历史事件。
 
一、中国到底有多少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其中的地主和富农则被认为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专政的社会阶层。1957年反右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正式文件中将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称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庐山会议决议中写道:“……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但自当年决定为右派分子摘帽开始直到“文革”爆发前,各种正式文件及报刊上就只提 “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了。“文革”中又将右派归入四类分子,俗称“地富反坏右”黑五类。1978年4月初,中央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而1979年初,中国尚有610多万带帽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其中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其余为反坏分子。
 
建国以来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李若建的研究,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显示,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另外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见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据中国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回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之前,中央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全国大陆约有1.45亿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尚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计划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其中华东约3500万至4000万人,中南约4700万至5600万人,西北约800万人。其余的1.64亿人口的地区,则计划大部分在1951年秋后进行土改,小部分在1952年秋天进行土改。剩下的一小部分地区,即约2000万人口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以上见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第34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到1952年9月,全国约有3亿农业人口地区,在3年之中完成了土改。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指出:“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中共中央1948年2月15日规定,新解放区土改中“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按照这个比例,“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打出900万阶级敌人。(见述弢《地主在中国的宿命》,选自《悦读》第40卷)
 
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官方文献关于四类分子数目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新华社1984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四类分子,笔者怀疑这个两千多万并不准确,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按照中央1948年的规定,农民总人口的10%为敌对分子,3亿多农民中则应该有3千多万的地富分子。1977年7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毛泽东选集》第5卷辅导问题理论座谈会上曾提到:中国的地主有几千万人?三千万,四千万。1978年1、2月间,刚任中组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我们现在有干部一千六百多万,我们是个干部大国。土改以后,我国地、富、反、坏,就有三、四千万,也是一个大国。至于反坏分子,建国以来到底定了多少?估计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来。1981年初,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长篇讲话中提到,1957年前后,“毛泽东同志还同我们说过这样的意思,说他当时算了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我们的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专政。”因此新华社报道讲两千万戴帽子的四类分子,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夸大。按照这个数字计算:
 
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引自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
 
关于四类分子的数目问题,戴煌在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一书中曾提到另外一个数字: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3000万人(其中右派55万);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2亿人。(见工人出版社该书)
 
二、 胡耀邦关注农村阶级问题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此在国际上开展反对苏联的反修正主义运动,在党内逐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上重新整顿阶级队伍。
 
1963年5月上旬,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到地主富农手里,有些机关单位也有他们的代理人。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和革命队伍;要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等。会议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共十条,即后来所说的“前十条”。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
 
《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1)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2)地富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3)有些地方,地富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8)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富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决定(草案)》强调,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第十条中,曾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作法,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不符合党的政策:“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做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
 
文件同时又指责了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的做法:“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在阶级斗争为纲之风越刮越烈的60年代,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环境及社会政治地位越来越恶劣和低下,沦落为社会中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
 
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胡耀邦连续在湖南、陕西担任要职,胡耀邦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是很了解的。
 
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11月30日到职。据当时省委一位干部的回忆,12月1日,陕西省委办公厅给胡耀邦送的第一份文件是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的报告。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宿舍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份,都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又不认账了。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不准跟干部家人同住,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胡耀邦带来的秘书叫戴云,原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当时就跟戴云说,我刚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送了这么一个文件。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这个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文件。
 
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长,他的岳父岳母都是地主,他的女儿罗点点的回忆令人动容。罗点点回忆:
 
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1942年,妈妈郝治平和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羊群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
 
从临漳到太行山,姥姥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女儿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解放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
 
文革开始后,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抓到了姥姥,红卫兵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几十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
 
胡耀邦到陕西之前,1963年至1965年间,陕西曾经搞过一次土改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富分子。据1979年10月13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指出:“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分,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6万多户劳动人民错订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带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这些错划的地富分子1979年初已经在胡耀邦主持的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得到改正。
 
十年之后,1977年1月1日,胡耀邦在与来访者谈话时谈到了之前的历史。他说: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我在陕西,只能多讲“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
 
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早在1949年10月11日,党中央即以《新华社信箱》的名义答复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时宣布过: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要强调阶级划分,特别是不要强调中贫农的界限;否则,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1950年8月4日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有过土改完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的规定。1953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提出了‘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的口号,这是淡化中农和贫农界限的一个步骤,从7月31日报告到《高潮》一书强调的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的口号,在十年动乱中又变成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口号。这除了在农村容易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错觉外,对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方面产生唯成分论的偏向也有重要影响”(见该书第399页)。
 
在左的路线之下,这个庞大的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在“文革”爆发后,又受到了狂风暴雨的摧残,其中最有名的暴行是发生在北京昌平和大兴、湖南道县、广西全区的打杀事件。
 
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昌平县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参见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2012年第2期《炎黄春秋》) 
 
1967年7~9月间,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谢承年《湖南道县“文革”杀人大案揭秘》,《上海法治报》2010.12.24)
 
1980年12月7日,胡耀邦听取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关于1967年夏末秋初道县农村大屠杀事件的汇报,极端愤慨。胡耀邦指出: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
 
早在1980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广西区党委关于处理非正常死亡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对现在仍在台上的群众意见很大的打砸抢分子,也要适当处理。有的要调开,有的要下放,有的要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平息民愤不可缺少的一条,要充分注意。
1984年1月,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数字,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及全区失踪人员、无名无姓的死者人数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亲属。
 
1984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广西区委汇报会上针对广西处遗问题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处理好的历史问题,现在工作量还很大,离完满解决问题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善始善终处理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
 
三、胡耀邦首提地富分子落实政策问题
 
胡耀邦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生态问题。早在1978年初,刚刚接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就非常关注和推动社会各阶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问题。
 
戴煌在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提到,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曾说过:
 
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还压着沉重的帽子。“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但帽子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是年3月2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家中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在谈到农村阶级关系时,胡耀邦说:现在有些生产队,20%的坏人,不是个别的地方,划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地富反坏。许多工厂里,农村里,阶级阵线乱得要命。陕西西安有的地方地富占百分之二三十,反坏不在内。四清搞一批,“文化大革命”划一批,这样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现在还来不及解决。1961年我在海城调查,那里地富占12%,18%,当时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一个问题。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据说陕西、辽宁省的一些地方,地富反坏划了20%,甚至二三十,(如果)写上去,需要查一查。胡耀邦提到的“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即是指四类分子落实政策的摘帽问题。“(如果)写上去,需要查一查”,可以看出,身为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已经为“下半年要搞一下”在做准备了。
 
胡耀邦说:现在农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有人回答是过渡,有人回答是机械化,有人回答是水肥。去年年底,万里回答主要是政策,搞了6条。我相信万里的回答。胡耀邦同意万里的看法,他认为最大的政策,最基本的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是涉及上亿人的重大政治举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巨变,可以空前地解放农民的思想,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胡耀邦关心青年,关心青年人的政治前途问题,反对血统论,反对唯成分论。5月6日,胡耀邦出席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并讲话。在谈到要纠正对青少年的一些错误做法时,他说:所谓一部分干部子女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或犯过错误的人的子女问题,华侨子女问题,必须要坚决地正确地对待。我们过去有个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毛主席讲过的。现在一般不用这个词,是怕引起误会。整那些干部子女,整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笔者注: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即是指地富家庭和资本家家庭出身),整那些华侨子女;整那些知识分子子女,哪里来的?“四人帮”搞的。这个问题是牵涉到几千万青年的问题。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对犯有错误的人的子女,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历来的政策,哪个地方违反,哪个地方党的组织就要受到批评。
 
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谈话,从下午3点半钟,一直到下一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在谈话中,胡耀邦向华国锋提出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调整政策、落实政策、摘帽问题。胡耀邦讲,谈话中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吃饭时也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国锋谈了许多想法。7月6日,胡耀邦找中央党校处室以上干部及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传达这次谈话的主要精神和内容。
 
胡耀邦说,整整9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的,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华国锋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兴旺发达。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家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胡耀邦说,要大干快上,国内要安定团结。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团结的因素,或者说,扫除安定团结的障碍。全国人民是要求安定团结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胡耀邦将有关内容归纳为4个问题:
 
(前三个问题略)第四,要坚决落实政策,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华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问题,这是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前提条件。胡耀邦细数了正在全国大力开展的落实五大政策的情况: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胡耀邦讲,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一个省委要复查的,不是老百姓的,有的是几万,有的是十几万。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胡耀邦还向华国锋说,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这是胡耀邦当面向最高领导提出要坚决落实的第六个社会政策。阶级斗争扩大化,令人惊心,地富摘帽问题迫在眉睫。这是胡耀邦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明确提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问题。依据正在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和人心思变的社会潮流,推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路线的转变,大幅度调整社会阶层政策和关系,人道的善待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调整农村阶级政策,切实建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胡耀邦提出为地富分子摘帽政策的出发点。
胡耀邦说,华国锋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这半年多来,一次谈7个小时,一次9个多小时。华主要关心这两个问题。这个就是路线,就是大局。我们民族的前途,关键性的两条。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这两个问题。这是生死攸关、前途命运的问题。真诚的人道的善待社会各个阶层,切实调整改变各项严酷的、左的社会政策,是胡耀邦领导、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落实各项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和初心考虑。
 
为克服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流毒,中组部多次召开座谈会。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出席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认真听取与会者的汇报和提问,他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变为与工人、农民一样的“香老三”。胡耀邦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会关系复杂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上纠缠,更不要摆脱不掉林彪、“四人帮”散布的错误观念,应当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胡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中组部制定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文件对于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推动各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根据胡耀邦多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1979年1月4日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文章强调要放手使用知识分子,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多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这是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只要政治上划清了界限,本人历史清楚,经过考验,表现好的,就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不使用他们。在提干、授予技术职称、出国考察、接触机密等方面,应当一视同仁。其中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应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无论是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坚持重在政治表现。那种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现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重用的倾向,是唯成份论和反动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胡耀邦确立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干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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